沈汝铭：威豹押运在深圳成就“现代镖局”传奇

那年我30岁，还没成家，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于是跟领导打报告申请调动。领导开出提干等各种条件挽留，都被我婉拒了。1988年，我离开新疆只身南下，次年参加了深圳市调干统考，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原深圳经济特区分行，开始了一番“折腾”的工作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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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在内地提出这个方案，不会有人在乎，这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深圳锐意改革的可贵之处。
“破冰”：国内运钞体制改革与探索
来深圳后，我被安排到调查统计处，负责金融数据统计。
没过多久，我就发现深圳各家银行在贷款业务上互不通气，这给了部分企业“拆东墙补西墙”的可趁之机。我向领导提议建立贷款证，加强各银行在企业贷款业务上的沟通。
这一建议很快被采纳，并在全国推广，之后延伸、发展为现在的资信系统。倘若我在内地提出这个方案，可能不会有人在乎。这件事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深圳锐意改革的可贵之处。
后来，我被调到金银管理处，负责全市黄金市场管理，同时兼任货币管理处处长，监管全市货币发行、储存与运输。1995年和1996年，北京和广州番禺等地先后发生运钞抢劫案，当时轰动全国，也引起有关方面对银行运钞体制的反思。当时，银行运钞是各行自己负责，每新增一家支行，就必须建金库，配备押运车辆和守库人员。总体押运力量投入大，但单个银行、单个网点的力量非常薄弱，发生风险概率大。这种模式制约了银行业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