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名人的追忆与口述

历史不仅有宏大叙事，也有私人话语，两者交相辉映，这大概就是学者口述
自传的魅力。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策划了一套“口述
传记”丛书，2006年，何兆武的口述自传《上学记》很受欢迎；今年看到两本口述自传——《周有光百岁口述》和沈昌文的《知道》，文化名人的
追忆
与口述，是历史和现实的激荡，也是人与岁月的留影。
“我家在常州住的巷子叫青果巷。瞿秋白、赵元任和我都住在青果巷，我们三个人都搞文字改革。”目光淡定，话语舒缓，百岁老人周有光先生在风轻云淡的晚年，讲述一个世纪的人世沧桑。
和他的连襟沈从文一样，周有光的生命乐曲也是分为上下两阕。沈从文的上阕是文学家，下阕是文物专家，他的转型是时代断裂的结果，有被动的意味。周有光的上阕是经济学家，下阕是语言文字学家，他的转型是适应时代潮流的结果，是自觉的调整。两人都做出了非凡的文化业绩。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文物研究中的开山之作；1958年完成的“汉语拼音方案”，周有光是贡献最大最多的主将。
余英时认为周有光的一生致力于中国的现代化，现代化建设是他的终极关怀，是真正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知识人。对于一个穿越百年中国的老人来说，他的思索和经验，他的忧患和洞察，是非常有价值的。这本书中，最精彩的地方是“晚年所思”一章，有一些知识分子的反思，他的论世和论史，有一些是被忽略或遮蔽的常识，更多的是对有切肤之痛的经验的提升，他对历史的判断，振聋发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