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中国｜北大教授④裴坚：很多老师在教学生走捷径，可悲

我并不是一个特别好学的人，我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性情和喜好来做事。这也是为什么我大学的时候一直对小说爱不释手。我的成绩在班里也就属于中等水平，但我从来不会为考90分还是85分而受苦，对于未来也很少自己主动规划些什么。不像现在的学生
每天给自己安排得很充实，而且很有计划，比如这一步要做到什么，那一步又要做到什么。我是一个行动上比较偏向自由的人，走哪儿看哪儿的那类。
我不愿意考英语，那时候我们出国都要考托福啦、雅思啦、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GRE）啦，我也买过单词书，但是背了五页之后就感到难以忍受。我认为这种东西没有太大意思，所以我就按部就班地在北大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读完博之后我才出国。当时其实也可以留在北大，但我觉得应该出去走走，于是就选择了去新加坡。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做了两年博士后，这个博士后是联合培养项目。当时又正好有机会去美国，我就留美一年半，之后又回到新加坡待了一年半，2001年4月才回到北大。
我到国外之后才知道自己需要学习很多
东西。别人的整体水平很高，我这才感到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有时候会觉得，别人也是博士刚毕业，彼此年龄也相仿，但自己的水平实在是不能和人家相媲美。于是特别有羞耻感，而这种羞耻感迫使我努力学习。而且，在国外读博后，不努力的话，人家随时可以炒你鱿鱼。如果真被炒鱿鱼就完了，博士后的工资也就拿不到了，当时足足有两万美金。后来决定回国倒不是因为在新加坡不好留。事实上，申请新加坡绿卡还是很容易的，我们学校好多人那时候都成了新加坡永久居民。我回来是因为我的妻子不喜欢新加坡。她觉得新加坡国家比较小，且比较“封闭”——新加坡的整体控制水平比较高。所以，她住了不到两年就回国了。我们不能长期分居两地，所以就有了回国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