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十年代的大陆逃港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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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人民从极端的政治高压中解脱出来。在沿海一带，老百姓们通过境外的亲朋好友接触了更多的信息，加上阶级斗争的枷锁开始松懈，一种前所未有的躁动在民间浮现出来，“逃港”高潮再一次来临。从1976年开始，“投港”的恶性事件和人数逐年大幅度增加。比如，在1978年，共发生“逃港”事件9.7万多人（次），逃出1.8万多人，到1979年上半年，仅1至5月间，同样的数字便达到11.9万多人（次）和2.9万多人。
较之以前，这几年的“逃港”事件来得更广泛，来得更嚣张，甚至引发了局部的社会恐慌。“文革”中，“逃港”人员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即困难群众、知识青年和“阶级异己分子”。如今，“逃港”群体越来越广泛，不少普通市民、基层干部，甚至一些十多岁的中学生都加入了这个队伍。在广州，各个收容所中便经常能看到成群结队的因偷渡而被遣返的少年。在珠三角很多地方，“偷渡”更是成为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会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番禺县的沙湾大队，还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偷渡事件，他们乘船外逃之时，竟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饯行。惠阳县的澳头公社新村渔业大队，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个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队党支部的6名支部党员，除一名妇女委员外，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