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家族看当今红色贵族

最典型的为苏南商人。其特点是，创始人最开始在体制内谋得执掌一家企业的机会，后来通过改制，成为股份制企业的实际掌控人。最为典型的，在中国大陆当数的李东生。李本为惠州市政府委派到企业的体制内管理人员，通过增量式改革，最后获得了企业控制权，李亦成为内陆世富。而在青岛，双星总裁汪海也通过改制终于从体制内的经营者，转变为独立的商人。其三为红色家族。这种类型的商人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这些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房地产行业亦多为红色家族钟情的领域。因为有后台，政经通吃，所以这两类人不仅垄断了中国经济命脉，而且直接决定中国未来走向。
从来源而言，一般认为，日本现代官僚体制是在二战后形成的，但其渊源则可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治重建后，行政机关一般还恪守政治中立原则，国家公务员制度中正面的“一家意识”和相对自由的空气比较浓厚。但在“五五年体制”形成后，在吉田茂政府的“独夫体制”下，国家政策的意志性单一化，新兴政治派阀为推行一党一派的意志，必然要求建立一种服从于政治需要的官僚体制，也即要求行政官僚能够配合政府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从而使官僚机构出现了“政治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发展到今天，逐步形成了官僚制度家族化的上述三种表现。
而中国的红色家族则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就前者而言，传统文化中“亲人社会”具有强大的内聚力。这首先在于，它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而血缘关系一经形成就无法改变。举凡其他任何社会都可以改变。如中国民间所说“遇险是救母亲还是救妻子？”相当多数的人选择救母亲，因为母亲是唯一的，妻子则可以不是唯一的。所以，由血缘关系构成的血缘共同体是最牢固的，“血浓于水”。中国民间因此流传“打架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其次，它是利益共同体。“亲人社会”不仅“骨肉相亲”、“血肉相连”，而且利益悠关。由于财产的家族占有制，有利益可以共享，有难处可以互帮。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家庭是个体生命飘泊的港湾。当家庭与家族之间、家族与家族之间发生冲突时，最可靠的保护是家庭和家族共同体。再次，它是信任共同体。在生活世界里，人们必然会发生各种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