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式的原罪感要不得

    杨绛自称自己是个多吃多占者。“多吃多占”，杨绛会否自认为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呢？尽管我认为被国家豢养的人，无论是公务员，还是党校、社科院研究员，只要拿国家薪水和津贴，可以算是多吃多占者。可是杨绛一定不这么想，因为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杨绛夫妇的生计也陷入窘迫，连老王都担心“你们还有钱吗”。这可能说明了两点，一点是拿批斗者对她的恶评来反讽，表达自己的不满，一点是相比之于老王，这么一个穷人，穷得叮当响，却给一个尚有生计可寻的知识分子送出几乎全部值钱的东西，拿了老王的东西，占了老王的便宜，这叫多吃多占。于是深感自己的羞愧。
    然而知识分子需要这样谴责自己吗？人与人之间动了恻隐之心，相互救助是极为正常。感动于一个可怜人的雪中送炭，却发出终极追问。这使我不得不联想起足以毁掉鲁迅名声的短篇小说《一件小事》。这是一部“烂片”，与《阿贵正传》不在一个数量级，能够叫板胡适的烂片《差不多先生传》已经很不错了。在这部小说里鲁迅也对着人力车夫自我反省了一把。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或曰母题呢？有文化的知识人面对没文化的体力劳动者，不仅丧失了知识的自信，还丧失了道德自信，不得不趴下来顶礼膜拜这些劳动者。这种知识人的精神自我矮化来源于劳工神圣的魔幻口号，至今它依然充满魅惑，使得天下知识人不禁要深挖狠斗心灵深处的原罪。这种原罪感弄到最后变成政府要给穷人一些特权，政府要给弱势群体一些福利，政府要给……反正知识人为政府挖出了值得体恤的人们，接盘的自然是有着无限能量的政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