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委书记、宣传部部长不应入常委

现行的政治制度决定着我国较难独立的司法制度，审判独立、检察监督独立更像是一幅意境悠长的风景画，审判权、检察权在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过程中面临四面楚歌的尴尬境地，前有政法委，后有监察局，再有人大、政府的牵绊，但我们同样不能把美国的那套的司法独立体制生搬硬套进我国的上层建筑中去，国外的陪审制、自由心证也经历了由神权裁判、宗教裁决的过渡才到最后由普通人对未决事实作出表决，司法独立也同样经历了政党的随意插手而由一总统任命令偶然引发的马歇尔审判才改变了法官的社会地位，这与多党轮流执政及民众对司法、法律的敬畏是分不开的。笔者始终认为，并不是说我国的司法体制不好，冤假错案的只增不减并不是司法不独立，而是因为我国司法制度疑罪从轻的理念以及公检法未确立严格的证据审查、移交标准，收容遣送条例的废除以及李总理保证的新劳教制度将于年度的出台已已代表着我们体制正在变得越来越好，而不是越来越坏，但司法独立始终是一个大趋势，我国与国外的区别仅是渐进式的道路不同，但目的是相同的。
常委是中央及各地的最高领导决策机构，政法委书记主管公检法，倘由其入常委，我国的司法独立之路势必还须走更多泥坑，中央此次的七大政治局党委的配置突显对司法改革的潜兆。
同样的，此次七大常委中主管意识形态的委员未列入常委行列，中宣部部长由刘缷任后也未进入中央最高决策层。中央可以以文字及精神感召形成国人对国家及政党的内心确认，但单方的一厢情愿并不代表对方必须要接受，内心确认的过程并不是文字、言语所能短时深化的，而更多的是一个主动行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国人在几千年已懂得的心理状态如今更应成为我们行为做事基本准则，内心所想不犯法正因为其并未付诸行动，法律处罚的是社会规则下的社会行为，而并不处罚内心的动机，那是文革的老路，改革开放后经历市场经济大潮中的我国更应该懂得群雄逐鹿、自由定价，意识形态的同化并不代表其内心的真实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