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缅共”的中国知青

晓楠：你目睹了那么近的死亡之后，不惧怕死亡吗？
潘东旭：死亡是值得的，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是毛主席说的。早已经没有那种小女孩的恐惧了，看的死亡太多了，渐渐的就淡了，会悲伤。
晓楠：实际上你那会也不过是十四五岁。
潘东旭：十四五岁，十六七岁。都是初三，高一，我们连唯一只有一个六六年高三的。
从一个对战场有着无限浪漫、想象、憧憬的女学生到和死亡打交道也面不改色的女兵。潘东旭说这蜕变仿佛也就是在一夜之间，因为战场根本容不得，太多的柔情和困惑，也容不得太长时间的心路历程。在潘东旭心里，哥哥始终是她最崇拜的军人。他的哥哥潘国英，1968年16岁越境当兵，是人民军最早的知青兵之一。在不到两年的侦察生涯当中，她执行过百余次战斗任务，十几次立功受奖，威震金三角人送外号 “中国潘”。
1970年的一天，一个白发老人拄着拐杖走进了边境上一个人民军的驻地，这个老人是潘东旭已经年过七十的姥姥。她因为挂念两个自己从小带大的孩子，一个人偷偷来到缅甸探望。得到消息后，潘东旭和哥哥潘国英很快就从前线赶回了驻地。
潘东旭：她坐了一段车，坐到遮藩以后她就没钱了，就拄着拐杖顺着公路走。
晓楠：你完全没有想到姥姥会来吧？
潘东旭：绝对想不到姥姥会来。当时白发苍苍的，而且还是小脚。我姥姥这个时候掏出两颗水果糖，给我哥一颗，给我一颗。老人已经没钱买车票，她走着路去，她宁可揣着两颗水果给我哥和我。她路上都舍不得吃，那个时候的水果糖是硬糖，糖纸都已经因为被她的体温黏在糖果上了。所以那种糖果对我这一生来说，实在想象不出什么东西比那两颗糖果更珍贵。对我和我哥来说更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