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前红：衡阳贿选案颠覆传统选举叙事

在不可能直接进入权力核心圈的政治体制之下，当选人大代表有时也是这些企业家身份改变身份炫耀的资本……
衡阳贿选案的初步处理在法律上应是“余韵未了”，留下很多思考的空间，比如：为什么对接受贿赂的518名衡阳市人大代表适用辞职程序，而不是由原选区选民以“履职不合格”予以罢免？按照刑事法律规定，受贿5000元以上的即构成贿赂罪，是否也应追究本次选举中行贿受贿各方的刑事责任？被责令辞职的代表是否被剥夺选举权，在一定期限内没有参与选举资格？假如518名人大通过开会做出不予辞职决定法律上如何因应？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宣布56名省人大代表当选无效的决定是否有法律追溯力，换言之，是从决定宣布之日起生效，还是从当选之初起即无效？如果从当选之初即无效，那么这些“无效当选代表”在2013年的所有履职活动（比如参与作出的决定、选举投票的结果“是否依然有效？对那些”无效当选代表“又同时当选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的适用何种程序处理？
市人大代表、省人大缺席代表是适用补选程序还是适用重新选举程序等？上述问题凸显了当下选举制度的苍白粗糙。制度之变在于细节，但愿借由衡阳选举弊案的深刻反思，能够反逼选举制度的系统性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