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经先的“重大谣言”与“营养性死亡”

不证伪，广大读者有何理由否认大饥荒当年的地方党政原始文件？有何理由否认亲历者和地方领导有根有据署以实名的历史记忆？有何理由怀疑当年积极隐瞒事实而至今并未平反的受处分干部的历史回忆？他们有许多是在临终前完成的文稿——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们有“造谣”的动机和必要吗？如不能证伪，孙氏结论不说“造谣”起码也只是个人管见一家之言，有何资格妄言其它学者乃至《党史》二卷等研究结论为“造谣”？所以，与其说孙氏结论“石破天惊”，还不如说暴露了孙氏为学的浅薄和荒唐，是否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急功近利？笔者不想妄下断语。
四、孙经先的“选择性孤证”与“营养性死亡”
孙氏结论的由来和依据，说来说去，就是说户籍统计有种种误差，而在最近发布的这篇文章中未见标明数据的出处。
诺大中国，我们不否认有户籍、人口统计会有误差，尤其在农村。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计划经济条件下，如廖伯康所说：“当时由于物资极度匮乏，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等一切生活日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就可少配给一份紧缺物资，
加上农村由于“反瞒产”，逼着农户卖粮食给国家，户籍管理其实很严格。对此，笔者及同龄人皆记忆犹新。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承认户籍统计会有误差。既然孙教授都看到“不准确”，那么仅以此为孤证就更难以佐证结论，必须有辅助性、连环性链式证据，这是做研究最起码的常识。因此，我们就不能无视以下综合史料的相互印证作用：地方志、当时各地政府、党委、地方领导给上级所写报告的统计数据（那可不全是根据户籍统计）、亲历者和当时主政者的回忆，等等。我们不知孙经先教授为何对这些史料绝口不提、不屑一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