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李昌平

您后来又来到了北京？
我接受了〈中国改革〉的邀请，来到了北京的中国改革杂志社工作，作为一个编辑记者，我多次下基层去采访，作为《我向总理说实话》的作者，下去采访得到很多优待。其中最大的优待是作为记者参加了四川步云乡长直选的换届选举的全过程，写了〈步云直选：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的长篇报道，那是真正的独家报道，在“步云直选”不宜报道的情况下，〈中国改革〉是全国唯一同步报道的媒体，并且还意外地受到了领导的好评。
您怎样评价“监利经验”？
“三农”的问题很多，也非常复杂，监利改革两个月的时间都不到就取得了“经验”，这种经验有什么价值？何况三农问题不仅是农民的问题、农村的问题、农业的问题。“三农”问题是中国问题的本质问题之一，就“三农”问题谈“三农”问题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
您说的“监利经验”中似乎有某种苦涩的味道，这种方式本身就不正常，而且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您如何看这个问题？您认为评价一个官员的标准是什么？
建国以来，为农民给高层领导写信有几个人，梁漱溟、彭德坏，第三个就是我。当然我是小人物，而且时代不同了，我成为最幸运的。作为一个官，我是有过的，作为一个兵，我是有功的。我判断一个官员有个标准：三不怕，一不怕上级，二不怕群众，三不怕身边的人。怕上级的是庸官，怕群众的是贪官，怕身边的人上昏官。但“三不怕”的官，是不成熟的官。
您能给农民下个定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