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廉政风暴”与重庆打黑有什么不一样？

时下中国，偏在西南的重庆的“打黑”可谓赚足了眼球。1997年，重庆直辖。这个因水而兴的码头城市，自此成了中国西部的桥头堡和发展重心。 为了更便捷地获取暴利，一些人使用暴力垄断市场，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此后，他们开始谋取人大代表之类的政治身份，并在警界寻找保护伞。而巴蜀深厚的江湖文化背景——“袍哥”传统，也是具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滋生的土壤和润滑剂。  2007年主政重庆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提出了“平安重庆”的目标。  次年6月，他将“打黑英雄”王立军从辽宁调至重庆任公安局局长。而2008年发生的出租车罢运、2009年“7字头”公交车事故以及“3·19”枪案，更让主政者觉察到了涉黑问题的严重性。打黑行动悄然展开，2009年8月，重庆司法局局长、被传与多名“黑老大”交往甚密的文强落马。
官方统计，截至8月中旬，重庆市落入法网的涉黑成员已达1500余人，另有50多名官员因贪腐入狱。这一大规模的打黑行动让人不禁联想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廉政风暴”。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经济开始起飞。但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社会资源与实际需要之间的矛盾，成为贪污的温床，尤其是在公共服务机构中，贪污风气十分严重，市民怨声载道，政府却显得有些束手无策。1973年，外籍总警司葛柏被发现拥有430多万的财产，怀疑是贪污所得。律政司要求他一周内解释清楚这些钱的来源，没想到，他却轻易地绕道新加坡逃回英国。市民对贪污的痛恨达到顶点，纷纷上街示威游行，“反贪污，捉葛柏”的口号此起彼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