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我们都在追求庸福同时矮化着精神

即使孟子有过“义利之辨”，但孟子之义仍属于“爱民如子”之仁的范畴。墨子的精神是义，但墨家之义在秦汉年间就衰落了，其末流则转向江湖之义。章太炎感叹，我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

哲学家李泽厚认为，中国主流文化属于“乐感文化”，重实用，轻思辨。孔子也说，不语“怪、力、乱、神”。
生活在天地君亲师的伦理世界，我们被告知要感恩，感恩上级，感恩顾客，感恩老板。在感恩中，原则、正义、是非、善恶、精神、思想等被忽略了。
大行其道的，官员是百姓的“父母官”，下级是上级的“子民”，员工是老板的“子弟兵”；即使个人成长得足够快，足够高大，但在他上面仍有社会组织，仍有一个奉之如父、如兄、如君的人或机构。
这种规定角色演出，对于某些国人再正常不过了，先给领导打伞，转眼在另一场合享受别人给自己打伞；在朋友圈恭维别人，转眼在饭桌上享受别人的恭维；一面称赞、羡慕马云的能量，转眼又给星云大师的修行点赞。这种表演是“作伪”的，也是“无耻”的。但在此间，没有人“把羞耻当作羞耻，把罪恶当作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