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殇：富田事变与肃“AB团”运动（二）

此刻毛泽东率主力红军远离赣西南，刘士奇孤立无助，曾山也明显不愿违拗多数意见1，刘士奇这一次注定了败局。
虽然如此，刘士奇也不想低头。自己无论如何都是特委书记，这些下级干部怎么可以这样私下串通，反对领导？他愤然斥责反对者是个人小结合，宣布退出会议。
如此抗拒态度，激怒了众人。不过李文林等还比较克制，给近在咫尺的刘士奇写了封信，表示开会是为了政治路线的转变，及发动政治理论上的斗争，也就是说，并非打击他个人。然后口气转为严肃：你如果不来开会，完全是避免斗争。
说不是针对自己，刘士奇哪里肯信，铁了心不再去会场。
会场上的人终于怒不可遏，用整整一个下午来纷纷控诉刘士奇，罗列了种种罪状。
刘士奇在劫难逃。会议形成决议，指责他“消极反抗”中央的“正确政治路线”。还重点抨击赣西南党组织“扩大技术批评，破坏政治斗争”。
所谓“技术批评”，指的是“最高纪律形式之裁制”，也就是开除甚至枪毙这样的严厉手段，结果“逼成了党内浓厚的赤色恐怖”。“政治斗争”则是只在“理论上政治路线上”进行“严格的攻击”，终归还是属于“诚恳的教育”，不轻易将人置于死地。这些话所要指摘的对象再明显不过，就是刘士奇。
刘士奇退席会议的举动，也正好给了反对派口实，谴责他这是“破<坏>二全会的政治斗争意义”。
既然刘士奇的行为影响这般严重，当然要严加处罚。“二全”会议郑重宣布“站在整个党的工作立场政治路线上”，将刘士奇“一切政治活动及任务完全停止”，也就是撤职，由曾山接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