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年团“三大”看“阳谋”（四之三）

全川各地的办法与成都略同。据后来统计，划为三、四类的少年超过3200人，占当年全省高中和中专应届毕业生的30%以上，有一个县甚至把运动扩大到初中学生，造出了全川最年幼的“反党分子”——年13岁！落难的孩子们的确得到“不戴右派帽子”的待遇，却被加上更加奇怪的帽子，除“三类生”“四类生”以外，还有“这那生”、“社会基础”，——分别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的学生”和“反革命复辟的社会基础”的简称！所有少年“四类生”都被剥夺了升学资格，有的甚至被逮捕“劳教”，多数在社会上接受“群众专政”二十余年；大部分“三类生”无论高考成绩如何优秀，均因档案上记载“操行3分”（当时学生成绩实行五分制）而被拒绝录取。这些被拒绝升学的学生，除送劳教和回乡管制的以外，一律送到生产劳动前线“当个劳动力”，并且特别规定不能当干部，延长试用期，还不得称“工人”，只叫“试用人员”。
其实这两类学生中的绝大部分，正是校内诚实正直聪明好学的少年才俊，把他们网入“阳谋”之内加以残酷迫害，把民族的未来扼杀在摇篮里，这才是反人民反国家反民族之罪，罪在不赦啊！
这批背负着各种贱名的少年，并未自我解除他们所背负的民族的希望。他们依然像石头下面的种子一样拼命趋光挣扎向上，为国家社会尽一份公民的绵力，他们中的佼佼者并以被迫早熟的智慧在各自的群体中脱颖而出。1978
年以后走上文坛的知名小说家周克芹和杂文家贺星寒，分别是当年四川省农业专科学校和成都市第九中学的优秀学生，也是这两个学校制造的“坏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周克芹被送回农村“监督劳动”、贺星寒流落大西北当“盲流”各二十余年。他们由于遭受长期的摧残，不幸在创作旺盛的中年相继早逝，“祖国的花朵”的过早凋零，令人无比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