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来，农民为国家作了多少贡献？

我国城乡居民选举权“同票不同权”的现象，直到2010年才得以在法律层面上终结。然而据统计，截至2012年2月29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实有2978人，其中官员、公务员代表2491人，民企员工代表16人（包括农民工3人），农民代表13人（以村党组织书记为主）[详细]
。也就是说，真正能够代表八亿农民利益的人大代表仅仅15个（如果村党组织书记能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话），仅相当于1953年的十分之一，而代表两亿多农民工利益的仅3人。由此可见，虽然法律已经修改，但事实上八亿农民在政治参与上的处境更加边缘化，完全处于被忽略的失语状态。
2、 户籍壁垒森严：农民沦为“二等公民”
户籍，恐怕是农民最痛的伤口。1958年为了限制城市人口增加，防止农民进入城市，全国人大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解释《条例》的制定目的说：“既不能让城市劳动力盲目增加，也不能让农村劳动力外流。”他还批评有的城市机关、单位让“从农村盲目流入城市没有户口的人员”长期居住。[详细]
改革开放以后，城乡户籍铁壁更加巩固。国家陆续出台政策强化对户口迁移工作的限制，严格控制“农转非”。
那么，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到底能给人们生活带来多大差别呢？仅以保险福利为例：“1992年，每个有非农业户口的中国人可以从国家那里获得524. 4元钱的保险福利费，若加上440 .3元的无形住房补贴，那么市民户口的身份价值就是964.7元。1992年中国农民的人均纯收人才784元，人均消费水平才648元。也就是说。一纸户口要胜过农民一年的辛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