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官”如何退居二线？

当然，如何安排，有其惯例。
民族自治区的干部们自然进入了民族委员会其主任委员按惯例必然是少数民族高官。而副主任委员中，曾在自治区任党委书记的汉族干部也经常出现，但因为不是少数民族，虽然按惯例，党委书记才是“一把手”，但和民族惯例碰到一起，就只能当副主任委员了。
法律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因事关专业，往往都是颇有专业背景的专业高官，本届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人大常委会负责具体立法事务的机构）的原主任胡康生，而上一届亦是原国务院法制办主任。
除了上述特点明显的两个委员会外，剩下的专业委员会，多体现高官们的专业。比如，公安部（多为正部级的副部长）、最高法（多为正部级的副院长）、国安部等系统的高级官员多获任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不过有意思的是，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则是由该系统出身的高官担任，这两届是原国务院副秘书长（正部级）和原重庆市委书记。
财经系统的高官们集中进入了财经委员会原卫生部部长高强，因为此前长期在财政部任职，所以还是去了财经委员会而非惯常的科教文卫委员会。
地方领导们的分布多以地域为考量，比如四川、山东、吉林这样的农业大省的大员被分到了农业和农村委。广东和福建的高官们，因为地处侨乡，多出现在华侨委员会中。
另外重要的是军队退役的高级将领们，几乎每个专门委员会都会有一个退役的上将。不过除了原武警部队司令员吴双战在内务司法委员可以视为“专业对口”外，其他将军们的安排看起来难说有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