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津爆炸看权力腐败对中国高风险社会的影响

    我国社会从整体上看，东部发达地区率先实现了现代化，按照《中国现代化报告２００４》所说，“我国平均大约在２０２０年前后完成第一次现代化，２０４０年全国全部３４个地区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随着现代化的逐步实现我国社会也面临现代化引起的现代风险问题。例如科学技术难以预测和控制，潜藏着对社会的各种威胁；全球化引起的内部风险向其他国家扩散问题等等。但是，这种共性问题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不是主要的，对中国社会风险影响最大的是权力的腐败和专横。因为在人治和权力决定一切的社会环境中，权力腐败对中国社会风险影响必然成为一个最大的问题。对中国社会来讲，现代社会风险的普遍性问题和特殊性问题纠缠在一起，无疑加大了问题的严重性，使中国社会处于高风险状态。可以说权力的腐败和专横，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的风险系数。
    从近年来发生的一些重大社会群体事件和重大安全事故来看，背后往往可以看到权力腐败的魅影，有的甚至就是权力腐败直接引起的。以这次天津“8·12”爆炸事故为例，由于危化品运输费用高，利润也高，许多物流公司想吃这块肉，但是危化品的物流资质要求比普通物流严格许多，需要消防、安监、海事等部门的审批，缺一不可。瑞海公司所在的物流园区有40多家物流企业，瑞海物流只属于中下等规模，并不比其他企业更具有优势，为什么如何能够突破资质难题？其次，危化品的存贮有明确的要求，瑞海公司存贮的危化品距离居民区最短距离600米，明显不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但是，2013年5月，天津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为瑞海物流中心项目做了环评报告，该院发布的一份公示中提出，对公众发放调查130份，收回128份，调查结果表明，“百分之百的公众认为项目选址北疆港区内，选址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