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背后的《随想录》

巴金《随想录》手稿
“相对于由冰冷的铅字印出的定稿，作家的手稿保留了许多作者修改过和社会机器过滤掉的信息，它们虽然芜杂，却更接近于作者的原初思想，反映了作者心迹的真实变化，是一个更有诱惑力和思想价值的文本。”
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巴金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周立民博士开始比较《随想录手稿本》(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11月版)和最后定稿出版的《随想录》。他发现巴金曾在不同时期里，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对《随想录》进行过大量的修改。以下是周立民的校读印象———
《怀念老舍同志》
《怀念老舍同志》这篇文章收录在《随想录》第二册《探索集》里，1979年12月15日写完。巴金对这篇文章的删改甚至使一篇文章出现了两个内涵不同的文本，同发表出版的稿子比较，手稿中表达的思想更为丰富和尖锐。
在文章第八段，有句“我爱咱们的国呀，可谁爱我呢？”这句话在文章里反复出现。借用别人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是巴金惯用的笔法，对于这句话，在这篇文章的末尾巴金说是“老舍的遗言”，这就颇有意味了，其实在手稿中上面那句反问的下一句，巴金就明确地点出：“这明明是老舍自己的话。”这句让巴金反复不能忘记的话，在定稿里被改成了“老舍同志是伟大的爱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