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知识分子何以自处

我不为时代写作
问：在你研究的知识分子中，有没有谁跟你的志趣、性情比较相似一些，或者说你特别偏好这个人，特别愿意深入地研究他？
许纪霖：我喜欢研究内心世界比较复杂的人，这能构成对我自信的一个挑战。我不太喜欢那种头脑简单的人，我觉得他们通常轻信，不具有复杂性。
问：那在你研究过的知识分子中，有没有你认为还值得进一步去挖掘的？
许纪霖：凡是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这个挖掘是没有底的，比如说从晚清的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到“五四”的鲁迅、李大钊、胡适这一大批人，过十年你就可 能有新的发现。当然这些人物是一线的，也有一些我们过去不太重视的二线人物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他们往往会让你有一些新的发现。研究知识分子不是解剖尸体， 不是在客观冷静地寻找所谓的真相，而是你和他心灵对话与理解的过程。只要你的心灵够开放，过一段时间你会突然找到新的角度重新来理解他。
问：我知道你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写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
许纪霖：只是一个愿望，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它很难，写书没到那个功夫就不要硬写。
问：这个时代需要这个东西。
许纪霖：时代需不需要和我没什么关系，我不为时代写作，我为自己写作，我没有这么强的使命感，这是我和红卫兵这代最大的区别，我对我自己的良知负责。我 看了太多的富有使命感的东西，最后都因火候未到，一败涂地。别尔嘉耶夫经过一生思考写出来《俄罗斯思想》，我对中国现代思想有很多东西还在思考，也许再过 十年、二十年，真的到了火候了，可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