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廉洁年金为何引起社会广泛争议？

按照目前的薪酬体系和法律规定，公务员与教师的工资水平应该是持平、接近的。但公务员在平日里也还有很多职务性的公款消费，有的根本就用不着工资，这是清水衙门的教师所无法比拟的。与那些平日里操持公权捞些外快的公务员相比，教师的生活远不如他们过得体面、尊严，又谈何工资不算太高，许多腐败多属于需求性腐败呢！
按照毛昭辉“工资不算太高，就自生需求性腐败”的逻辑，若想促进公务员廉洁不腐，就当祭出廉洁年金这一法器，使其不想贪、不愿腐。这不过是改头换面的高薪养廉、共同富贵旧论而已。
公务员能不能腐、敢不敢腐、想不想腐，根子不在于薪酬的高低，而在于权力的监督。只有被监督、被阳光的权力，才不能腐、不敢腐。奥巴马、默克尔的工资在美国、德国，都不能算作社会的高薪，若按照毛昭辉的逻辑，奥巴马、默克尔也应该自生一些需求性腐败。干了这么多年的国家公职，奥巴马、默克尔为何不能腐、不敢腐，其根子就在于他们二人的公权被国会、被公众、被媒体、被财产申报等一杆子异己力量监督着。
中国的反腐，其未来的变革路径不应当过多地寄望廉洁年金的风险捆绑与正向激励。因为它很难从社会公众与官员群体的互不信任中寻求到这种廉洁年金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的交集或最大公约数。在当下反腐的社会共识上，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就是监督权力、申报财产。只有从这上面寻求突破，才可能从社会上凝聚起最广泛的改革力量，才可能寻求到最恒久的社会维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