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一篇旧新闻：成都幼女李思怡被饿死案沉思

李思怡不是大学生，她没有大学同学为她抗争，也没有那么多读过大学的教授、律师、官员为她撑腰，只有一些没有名气的网友为她说话。她的母亲被关在戒毒所里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与警方签订了赔偿协议。她的亲人们被拒绝告知任何消息，也不得参与善后处理事宜。据《新闻周刊》报道“一个中国公民死亡，如果系政府全责，最高可获得24.8万元的国家赔偿。但据记者多方查证，孙志刚家属所获的赔偿几倍于此……”而李思怡的亲属仅得到了10万元赔偿。
关于孙志刚的报道，说得最多的是“一个大学生被打死了”，而不是“一个中国人被打死了”。说起这一点，康晓光说：“现在有些学者和媒体嫌贫爱富已经到了不要脸的地步。”
有人认为，李思怡的悲剧是一个极端的特例，没有普遍性。康晓光不同意这种观点。“李思怡的悲剧不是一个人的悲剧，发生在李思怡身上的事情还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他说，这“其他人”包括父母吸毒的孩子、犯罪人员的孩子、街头的流浪儿、血汗工厂里的童工，也包括所有的穷人和各种各样的弱者。
他们的处境与李思怡的处境大同小异，所不同的仅仅是程度。他们的权益同样可能受到侵害；那些以维护他们的权益为职责的人，同样可能失职乃至渎职；那些为维护他们的权益而设立的机构，同样可能形同虚设；那些保护他们的法律和政策，同样可能流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