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关广富同志的接触

在汽车离开化龙将要启程时，我向后院走去，中支领导问我要干啥，我回答推自行车。关行长问明原委后，露出赞赏的表情，马上说，回去就不用这么辛苦了，自行车就请吴主任安排人给你送回去吧，我车空，来坐我这儿！于是，我跟随大家回城。路上，关行长细细询问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为何调回老家的，这次在化龙呆了几天，怎样调查的，我都一一回答，丝毫没有见到大领导的拘束感。
关行长一行在支行住了四天。期间，除了了解我行的工作情况、工作条件、全县经济状况、有何要求之外，就是研究审核我写的材料。总体上说，大家对这份材料基本肯定。但关行长看问题更高一筹，他说，从文章的题目看，内容合适，但合同制的意义不是拘限于一个公社，县支行要先在全县推广，同时，推行合同制的社会阻力会很大，化龙公社党委的支持十分重要，希望作者再回头深入调查，站在化龙公社党委的角度写一篇文章，我们在全省范围推广，使这个典型的价值充分发挥出来。我一听，有高兴，也有接受新任务的压力。事后，这次写的材料在中支和支行工作简报上刋发。我嗣后又返回化龙，深入调研，以房县化龙公社党委的名义写了一篇《我们是怎样支持银行推行农贷合同制的？》文章，省行《湖北金融简讯》很快于七月六日刊载，并加了200多字的“按语”。“按语”最后一句是：
“他们的经验较好地处理了党委加强领导和尊重银行自主权的关系，对于指导当前工作带有普遍意义，请各地认真学习和推广。”秋后，农贷合同制在我县遍地开花，我又写了一份全县实行情况总结，被新组建的农业银行总行刊物发表。1980年，农业银行总行召开全国先进单位经验交流和表彰大会，我县分管财贸的县革委会副主任雷奕良、化龙公社副主任吴传伟作为特邀代表和吴廷杰同志一道参加，会上化龙经验被再次介绍宣传，化龙营业所被授予“全国金融红旗单位”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