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奴隶，你又在为谁当“奴隶”？

重读30年代“左联”作家柔石的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但妻——虽然是结发的，穷了，也没有法，还养在家里做什么呢？”说这话的是沈家婆。她劝说“贫穷而凶狠”、烟酒赌齐全，得了黄疸病的皮贩“把妻子出典了”。他没有同妻子说一声，自作主张就把妻子当成一件东西典出去了。妻子被迫走了，留下刚满5周岁的小男孩春宝，典租到50岁的秀才家里去。皮贩拿到了100块钱，典契是3年，假如3年养不出儿子，是5年。在柔石的笔下，这个女人挂念旧家，挂念春宝。但“这个家庭，和他所典给她的丈夫都比曾经过去的要好，秀才的确是一个温良和善的人”，甚至典期到了仍希望再续，或者作为正式的妾。

次年春天，春宝娘怀孕，秋后生下一个男孩，因她的提议叫秋宝。第三年，典约期满，她又忍着巨大的伤痛留下秋宝，回到曾经的家。这时候，8岁的春宝还和3年前那样矮小，家已经不像家了。但是，日子还是要过下去。柔石的这个短篇并非凭空虚构，是有其现实蓝本的。此前，清政权也承认“今之贫民将妻女典雇于人服役者甚多”。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原已流行的典妻、租妾恶俗，因贫富差距加剧再次横行于浙东和江南一带。阿月把自己包给港人老罗，拿了钱去给母亲治病、供丈夫赌博、抚养小华，应该看成是把自己典租于人的另一形态。他的丈夫容忍妻子这样做，也是按照一种无形的契约关系把妻子典押给他人。只不过不仅仅是因为穷困，更多的是他本人好逸恶劳、赌博成性，雇主也不是地主，而是稍有余财的人，目的不是生男孩，而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