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国扶贫先进个人武汉鼎口述史

还没有新的办法。当时有个和我一块下乡的畜牧局的干部叫秦玉，我就和他说：“农民养畜怕病，兽医为挣钱盼病，国家要求防病，制度就束缚了！”秦玉就鼓励说给中央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写封信。半个月后答复信就到了，信里刘少奇主席亲自批的“希望解放生产力，希望改变生产关系，希望解决基层兽医制度管理，为生产服务，促进生产发展。”乡里的领导看完后让我提改革方案，我提出了搞综合办站，在制度上实行“三包六免费，只收服务费”（包防疫、包治疗、包劁骟，免出诊费、挂号费、检查费、针灸费、注射费、灌药费，大畜收一元服务费，羊收五角服务费，用来解决兽医的生活问题）。由于人员不够，又从2人增加8人，后来最终定给我按中专毕业生一月37元，学徒30元，其他6个人员每人25元，这样兽医综合站就定下来了，搞综合服务。1964年，刘少奇被打倒，有老百姓说我听的是刘少奇的“黑指示”，造反派将刘少奇的回信批复撕了，将我也弄成刘少奇“黑子弟”，开始批斗我…

…这其中有个好处是激发老百姓的认识，老百姓说过去我们养羊全身的毛都卖不了1元，现在我们通过家畜改良羊头上的毛都能卖一元，他收1元也不多。从这里老百姓就认识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搞综合办站的好处。老百姓从中就对比出了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我深有体会到什么叫对不对，人民说了算，党与人民血肉连心。此后一有批斗，老百姓追来，说牲口病了，就得我去看病。去了后，老百姓就说：“哪有病了，怕你吃了亏了，就这住的哇”。我躲过了批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