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国扶贫先进个人武汉鼎口述史

1968年，我一下乡就坐在草坡看羊，看羊群结构、看吃草。生产队羊群有土种公羊，也有良种公羊。我看羊吃草，土种羊边走边吃，良种羊吃一片走一片，良种公羊基本都是乏羊，优势不大，我就想如果这样下去，改良会失败。我就找专家探讨，专家说把土种羊去掉，改良羊占到70%～80%，吃草结构就会不一样。我问专家如何能把土种羊去掉，专家说这得下决心建议把土种羊去掉，推广新技术，搞人口授精。1968年整个冬天，我就计划搞人工授精，在8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设2个人工配种站，共搞16个人工配种站。那时交通不便，我就把器材背到配种站，一个人工配种站需要三十三件器材，其中220倍显微镜就需要16台，一冬天我就把器材都弄过去。1969年，我和同志们商量说“咱们把全乡的土种羊骟了，一群羊只留两个试精公羊，把输精管切断。输精管切断只能试精不能配种。
”我们开现场会，教了技术。当时乡里兽医就说：“老武你的责任就大了，这样一搞将来犯错误得坐牢！”我想了一下和同志们说：“既然搞工作，如果不担当，工作就没法做，现在和乡里说了肯定不让搞，这就阻挠咋们的改良发展，如果出事，这个责任我承担，坐牢我也不怕，既然干事业，就得承担责任”。全乡50群羊，骟了250多个土种公羊。过了几天乡里领导知道了，找我说：“你咋这么胆大，真有杀牛胆子！”我说不怕，我有计算了。把土种羊骟了，乡里也增加了压力。乡里的书记说：“你这样搞，我的乌纱帽也得丢！”我说“你怕丢乌纱帽，我怕成了历史罪人，咋们搞人工授精，我把器材都弄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