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恭禄史学之研究

武昌起义后，遁归家乡，以遗老自居，“蛰居斗室，课徒自给”，故陈氏求学应是在辛亥革命之后。鲍氏为人“确然自守，不为曲阿”，并不以学著称，据笔者所见现存诗稿二卷、遗稿若干，当时上课“教童冠十许人，日以忠孝大节相激厉”。柳定生在《史学家陈恭禄先生传略》称鲍心增“对学生讲解经史，指导作文，背诵诗书，要求甚严，为学生奠定深厚的基础”。而陈氏在后来的文字中，对这位启蒙老师虽提及不多，惟在1939年1月《中国史》第一册的自序中有过一段较为详细的回忆：“余忆二十余年之前，从先师鲍心增先生读书。师命圈点《御批通鉴辑览》，并讲授历史书籍，为余读史之起始，性颇好之，乐不释卷。今则稍从事于整理旧史，而师先已病没。追思昔日课读之勤，不胜今昔之感，尝在涕下，因以此书（《中国史》）第一册纪念先师。”因此陈氏从鲍师处所受的，除了旧学功底外，在品行气节上所受砥砺或许更大。
1916年，陈恭禄赴扬州入美汉中学读书，该校为美国教会所办，经此陈氏的中、英文根底在中学时代已初步巩固。1921年，考入金陵大学，该校亦为美国教会所办，不过当时学校以农林学科见长，文科相当薄弱。据1920年左右教育部对金陵大学的视察报告称：“该校文科设立最早，虽有学制，仍照部章办理，然内容既欠充实，组织复多凌乱，故就一般而论，殊无成绩可言。所谓内容尚欠充实者……如哲学、历史、政治、经济等科，在文科中皆为重要科目，而各科教员或由他科兼任，或尚付缺……中国文学、历史等科，虽有中国教员2人，亦仅教授浅近文学，于重要文学、历史科目未能顾及。”故陈氏入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