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恭禄史学之研究

初，应是鉴于学校学科的强弱，又本着科学救国的思想，一开始“选择就读于化学系，后因兴趣不大，又考虑到中国是农业大国，以农立国……于是改学农科，最后有感于日本之发展、印度之沦亡，又认识到自己的兴趣所在是历史，于是转入历史系”。当时金陵大学历史学科主持人为美籍贝德士（Miner Searl Bates）教授，贝氏于1920年在英国牛津大学同时获得近代史专业的文学学士学位和政治学与国家关系专业的硕士学位，“治史重信实、尚渊博、明主次、戒媚夸，洵为纯朴坚实的学者”。同年夏天他回到美国被联合基督教布道会授予传教士资格并派往金陵大学工作，此后开启在中国三十年的非凡生涯。贝氏到达该校后，便锐意经营历史学科，到1924年原本合在一起的历史系和政治系分别独立，从此历史系在其带领下迅速壮大。因此陈恭禄进入金大学习，正赶上了历史系蓬勃向上的发展时期。
在大学就读期间，陈氏已在贝德士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利用国外资料研究
中国近代史。期间有感于日本和印度两国与中国关系密切，国内又缺乏日本史和印度史著作，故先后于1925年撰成《日本全史》、1928年撰成《印度通史大纲》，“二书概括地叙述两国从开国迄于现代的发展，读者一览，即可明了其国内情况与问题，实为介绍邻国国情必读的入门书”。这两部书的写作也由贝德士指导，向陈恭禄提供了大量国外的日本和印度的研究著作。《日本全史》出版时，由贝德士为其撰写序言推荐，甚至资助其出版。因此在两本书的自序中，陈恭禄均对老师表达致谢。此后陈氏在史学上的成就，固然是由于自己的努力，但贝教授治学的笃实谨严，对他的影响也很深刻。由于贝氏主授外国史，故陈氏当时所读也几乎全是外文原版的外国史著作，因此对于国外资料和研究动态极为熟知，视野也极为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