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核史丨我给第一颗原子弹插雷管

在北京，我们所工作的地方叫“17号工地”。在那里，我们共同设计了5个试验方案,共做爆轰试验200余发(试验关键阶段有过一天打13发的记录)。这段时间，我们对原子弹的爆轰原理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取得的大量第一手宝贵资料，为理论设计提供了可靠的试验数据。
1962年，我爱人生孩子无人照顾，领导特批了我一周的假。但当时正是我研究飞层整型课题的关键时刻，理论与结果很不符合。我提前结束休假返回岗位，整日思考工作，上下班骑着自行车时也在思考马赫反射问题，有一次差点出车祸。通过日夜攻关，终于使这一课题圆满解决，得到了院领导的一致好评。
1963年4月，我们到青海221厂后，赶上1964年草原大会战——二二一厂集中各个部门的力量大会战。我当时在实验部二室四组负责大型试验的爆轰试验，一共参与了六次大型爆轰试验。我们先做缩小一半尺寸的局部爆轰模拟试验，再做1：1尺寸的整体爆轰模拟试验。
经过这次缩小一半尺寸试验，取得的结果符合理论要求。因为聚焦波形符合以后，中子源在中心的温度就可以得到保证。中子源小球需要千万摄氏度以上的温度才能出中子。聚焦得不好，温度达不到，中子源就不会产生大量的中子，试验就会失败。
我们进行1：1尺寸爆轰模拟试验的时候，有一发用的是8号材料，大家对放射性材料心里有顾虑。作为组长，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我请王淦昌所长来讲课。王淦昌说：“我做了一辈子放射性工作。人家说做放射性工作对生育有影响，你看看我，有5个孩子，我身体现在还挺好。大家不要害怕，只要采取正确的防御防护措施，就可以避免放射性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