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幸存者礼露口述：从那段经历中，我们能反思什么

4月7日一大早，我就戴着他买的口罩出门了。坐出租车去接陈阿姨时，她看我只露出了眼睛，还哈哈大笑。她是“老革命”，一切都相信正式媒体的报道，既然当时的主流媒体都说没几个人感染，她觉得我这个样子有点小题大做。但我还是坚持让她也戴上了口罩。
7点钟左右，我和陈阿姨到了人民医院。我陪她看的第一个医生姓段。进到诊室的时候他正在给另外一个人看病，那个人大约70多岁，高高大大的，声音洪亮，看起来是一个老干部，他已经开始咳嗽，也在发烧。我记得段大夫对他说：现在还不敢确认是不是“那个病”，但先按“那个病”吃药吧。就给他开了阿奇霉素——现在想起来很有意思，那时候还没有正式宣布是SARS，官方的说法是“非典
”，但是医生也不直接用这个词。不过虽然含含糊糊的，大家也都心照不宣，知道是指什么病。
2003年5月18日，北京市首支社区居民环境整治应急小分队在八宝山街道成立，负责社区的环境监督、清理和消毒
听段大夫说有可能是“那个病”的时候，我还是有点紧张。那间诊室连6平方米都不到，就是比一个双人床大点的一个小屋，我和那个老干部离得特别近。他和段大夫面对面，我还清清楚楚记得段大夫跟他说：“回去把口罩戴上吧。”段大夫虽然戴着口罩，但也是极为普通的那种。人民医院后来有100来个医护人员染上“非典”，不知道段大夫是否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