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帝制”，首先必须“走出礼制”

我赞成中国必须“走出帝制”，但是我不赞成秦晖先生的分析，尤其不赞成秦晖先生提出问题的方式。秦晖先生仍旧没有走出中国自古以来“儒法之争”，甚至“孟荀之争”的古老假问题的巢臼。我所知道的是，秦晖先生是“抑法扬儒”的，是抨击秦制，赞赏孔儒礼制的。在秦晖先生看来，孔丘及其儒家仍旧是中国人的道统之祖，必须继承、发扬、高举。正是因此，秦晖先生基本上是赞赏（港台）新儒家们对于近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批评的，他们认为这个运动“割断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尤其认为“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荆柯刺孔”的一场错误的历史闹剧。说白了，秦晖先生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的。在这个意义上，秦晖先生是错误的。为什么？
在我看来，无论古代的儒家、法家，他们实质上在维护周代封建主义“礼乐”制度的意义上，其实是一家，也即无论孟柯，还是荀况，包括荀况的弟子韩非、李斯，他们全都是孔丘的“礼家”。秦的“帝制”与周的“礼制”的差别，除了“郡县制”与“分封制”的不同之外，本质上全都是严格等级主义的彻底否定“人人平等”原理的反人类文明的“礼制”。正是因此，秦代的“帝制”，实际上是在深厚的孔儒极力维护的周代“礼制”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比较而言，秦代的“郡县制”比周代的“封建制”，还要稍稍进步一点。至少从血统论、宗法论的意义上后退了一点。所以，如果仅仅走出秦代的“帝制”，而不走出孔儒极力维护的周代“礼制”，那么中国的问题就将依然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解决，中国人的历史，就还将依然在孔丘及其儒家所维护的“礼乐主义”的历史黑暗之中停滞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