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悲剧的根源——关于“胡风冤案”

就我今天所知，胡风问题是从1954年7月胡风向中共中央送去一个《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人们通常称之为“30万言书”）开始的。胡风的这个报告是对《文艺报》1953年第二期林默涵、第三期何其芳对胡风批评的反批评。1953年林默涵是中宣部文艺部文艺处的副处长；何其芳是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他在延安鲁艺呆过。他们在《文艺报》上接连两期发表批评胡风的文章，现在我想来，周扬不会不有所指示，但是我至今不知详情。在胡风把他的“30万言书”上送中共中央后，中共中央交中国作协主席团处理。中国作协主席团收到后，在1955年1月12日向中共中央报告，主张公开印发胡风的那个报告。毛泽东当天就批示同意，并且对作协主席团的报告“作了一点文字上的修改”。作协主席团给中央的报告只说到胡风报告“涉及当前文艺运动的重要问题，应在文艺界公开讨论”，毛泽东加上的是“便于读者研究，将林默涵何其芳两篇文章重印附发”。
这时候虽然还没有定性的语言，但是事情已经到了毛泽东亲自参与的程度，其严重性已经表现出来了。这时，胡风问题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
过了四个月，到了这一年的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在中国忽然一下子出现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使我大吃一惊。
作出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样一篇性质十分严重的文件的决定，一定有一个过程。这就是说在1955年5月13日前的若干天中，一定发生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最关键的问题是，谁把这些信件送到毛泽东手上，毛泽东是怎样下的决心。这是按照事情发展的通例来推论出来的应有之事。去年有一位同志对我说，已故的李一氓同志曾告诉他在这段时间里有《人民日报》发表那批材料的一个情况。这情况很重要，也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但毕竟只是传闻，因此我只能抱姑妄听之的态度，真实的可靠的情况也许永远弄不清楚了。但是，在得不到可靠的事实资料的情况下，史学家有习用的方法，来进行研究，谋求弄清真相。比方努力掌握尽可能多的资料，作尽可能周密的考证和分析，理出事情发展的脉络，作出可靠的判断。他们采用这样的方法去研究，就可以取得某种结果，甚至有可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