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痛驳戴立言

你看那“某些怎么看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都不顺眼的人,用‘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的论调,故意抹黑我们的党、国家和干部队伍”的话头子，人们是多么熟悉又多么心有余悸啊！
为了避开作者设置的“政治陷阱”，我就只好请出朱元璋这位中国人民的老领袖，看他是怎么用言论和行动回答戴立言的发问的。
朱元璋当皇帝后，在反贪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有这样几点特色。
第一，指导思想明确。朱元璋登基执掌天下以后，多次告诫属下：“天下新定，百姓财力困乏，犹如刚会飞的鸟，刚栽上的树，万不可拔羽毛，动树根。只有廉吏才能严格约束自己，爱护百姓。贪吏则必然肥己害民，请你们引以为戒。” 这一点，与现在用人均收入掩盖巨大的穷富差距、张口“盛世”闭口“小康”及台上讲反贪台下大贪腐的领导干部有质的区别。
第二点，反贪机构落实。为了反贪，他建立建全了对官员的监察、考核机制。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开始对中央监察机构进行改革。其主要内容：废除了元朝的御史台，改设都察院。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为院长官，另设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为副贰。全国共有110名监察御史，秩正七品，分掌十三道。（每一道相当一省）洪武十六年（1383），朱元璋提高了都察院的都御史封为正四品，左右佥都御史封为正五品。第二年，他又进一步将都察院改为正二品衙门，与六部尚书衙门品秩相齐，左右都御史与六部尚书合称“七卿”。这些监管机构，都能独立行使职责，不从属于同级政府或当地皇族领导。组织机构健全这一条，可与现今媲美，而这些机构在独立行使反贪职能方面，拟比现今还胜一筹。对于选拔御史和给事中，朱元璋是慎之又慎。他曾说：“御史当用清谨介企之士，清则无私，谨则无忽，介企则敢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