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药蛋派”今日谈(四)

张恒的《一道消逝的风景线——“山药蛋派”文学的回眸与审视》一文，还对“山药蛋派”这一文学流派做了世纪末的回顾和总结：
山西“山药蛋派”的作家，……他们之中除赵树理外，创作活动均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初的革命老区，基本上都是革命队伍中的基层文化工作者。共和国成立后，旧的思想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荡涤，刚刚获得解放的国人，包括各界各阶层，对中国传统社会留下来的一切，差不多都充满着发自内心的鄙夷轻蔑之情以及与之断然决裂的真挚愿望；而对共和国的缔造者们从昔日老区带进来的一切，从扭秧歌到打腰鼓，从《白毛女》到《王贵与李香香》，则无不充满着一种由衷的拥戴和热切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自感风光难再的旧作家、旧文人遂纷纷改弦更张，而过去的相当多数的文学作品，也无不面临着被逐出历史舞台的可悲命运。如此，就在特定的时期形成一个特有的也是巨大的艺术真空，亟需为广大百姓提供的文化食粮却突然面临着青黄不接之虞。一方面是巨大的艺术真空应该填补，一方面是国人对革命老区的新型文学的热爱。
这，不正是给后来的“山药蛋派”作家创造了一个大显身手的大好机会吗？
1949年，赵树理创作小说《传家宝》、《田寡妇看瓜》；1950年，他的小说《登记》以及1955年写的小说《三里湾》均轰动全国。此间马烽创作的《一架弹花机》、《饲养员赵大叔》、《孙老大单干》、《韩梅梅》等；西戎创作的《麦收》、《宋老大进城》等，都引起了一定反响。而孙谦则以电影文学剧本《农家乐》、《光荣人家》、《葡萄熟了的时候》、《陕北牧歌》、《夏天的故事》等到令世人瞩目。胡正、束为也频频出手，正是在共和国建国伊始的峥嵘岁月，被时代巨变所赋予的难得的机遇所“照亮”，他们才一步步走向了自己的成熟和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