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别传总论（二续）

上世纪1992年6月）正是这个时期。余秋雨在《借我一生》中把他任院长这段时期夸得天花乱坠，细读之下，会发现他其实只不过做了一些拆违章建筑、分房子、“打造校园环境”[1]
之类的行政事务而已。真正的教育和改革政绩可谓乏善可陈，不然他没有理由不大写特写。余秋雨初任院长时雄心勃勃的教育改革步履维艰，面临各种两难境地。这当然是当时的大势使然，众所周知，在总设计师邓小平南巡谈话以前，各种改革刚刚破题却已处于停滞。并非学院书记仅是院长的余秋雨，在这短短两年中不可能有多大傲人成绩可以划归自己名下。何况这时的余秋雨，已经“移情别恋”，[2]
正集中精力悄悄撰写他的大散文《文化苦旅》，“致仕”（按金文明的“死文字”方法，作“退休”解 [3]
说明了他当初选择的正确。
当年清查结束回到学校，余秋雨通过教研教室向学院领导要求允许他授课，但未获准。后来，却不过余秋雨多次要求，院领导门开半扇：主课不能上，就让他挑选一门选修课吧。于是，余秋雨开了“散文选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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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许是后来余秋雨大写散文之发端。
1990年代，中国出现了读书市场。余秋雨是一个能够灵敏地捕捉市场脉搏的人，他看到了机会，立刻果断停止手头《戏剧美学》的写作，改写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