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42》

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就失去了自己的本性，变成权力的奴隶。中国的文学作品，电影作品，建国前三十年，基本上走的是这个路线，文学与电影不能越权力雷池一步，否则作家不是自杀、流放、批判，就是在监狱渡过自己的余生。在权力的保护之下的作家，也是噤若寒蝉、言语失声、言不由衷，靠说谎话、靠编造高大全式的人物混吃等死。
谈冯小刚和他的《1942》，只有与其它的中国导演相比较才能显明起来。比较的小背景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文学电影的解冻。改革开放式的文学电影都经历了一个解冻的时期，这个解冻时期与改革开放处在一个共生共荣的关系，改革开放松一松，文学发展荣一荣。改革开放紧一紧，文学电影发展不是玩自摸，就是玩自焚。中国的电影也因此随着改革开放呈现了代际导演的特征，即第五代导演、第六代导演及新生代导演的特征。张艺谋因拍摄余华的《活着》触动了权力的敏感神经，然后又拍摄反应民族性的《红高粱》，再然后又拍摄了反应封建性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民族性和封建性都与权力有关，让权力感受到了基础性的摇晃。在1992年之后，张艺谋拍摄的电影行进的是市场与权力的中间路线，其电影表达的方式既有向市场要钱票的张狂，又有向权力要空间的曲意奉承，在收到市场效果的同时，也放弃了电影人的独立人格。
当《金陵十三钗》再次以掺上地沟油老汤式的民族主义形式面向市场要钱和向权力表忠心的时候，遇到了市场与权力的双重尴尬和双重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