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42》

看完《1942》，人们自然会对大跃进之后的三年人祸进行比较。这种比较，会破坏现实权力执政的合法性导致权力合法性的丧失。这种比较可以进行例举式证明，比如：1942河南省的灾荒是天灾，而1959一1961饿死的三千万却是人祸；1942年的逃荒仍然有路可逃，而三年人祸却无路可逃；1942年的灾荒政府最后还是施加了援手，而三年人祸的政府从上到下没有作为，彭德怀的为民请命最后也成为灾难的一部分；1942年的灾害是有战争背景，而三年人祸却没有战争，在一个和平环境并没有天灾的情况下死的；如果按一年比，河南死的是三百万，中国党史记载的仅在1960年就死了一千万，三年下来，按杨继绳等学者的说法，人口死了三千五百万，现在又有四千五百万之说；1942河南省的灾荒不但有政府支援，而且还有普通民众的支援，而三年人祸却以意识形态之名、给社会主义抹黑之名刻意掩盖，既没有政府的援助，也没有民众的援助；
1942年，舆论是相对自由的，外国人对中国人拍摄的苦难是没有限制的，局级官员也是可以批评省级官员的，这在客观上保证了一定程序的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甚至使最高行政长官也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理性和克制。这也表明了一个道理，绝对权力绝对消灭历史的真相，受到制约的权力客观上保证了历史的真相。但无论什么样的制度，人相食，终归是要上书的。
《1942》并不圆满，并不是冯小刚的电影创作的顶峰，他的路仍然还长。从理论上说，文学可以脱离政治，可以不为政治服务，但文学的政治人性逻辑是逃避不了的，这是文学的归宿，也是文学的本质。文学的人性必然与政治的神性相对立，人类的灾荒必然向政治的灾荒挑战。文学电影的独立必然不断地挑战绝对权力、专制权力、专断权力。从现实上说，电影仍然受到权力的制肘，电影的审查制度无处不在。据介绍，1993年，刘震云就把小说交到冯小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