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台湾最后的乌托邦主义者

1968年，陈映真因组织马克思主义读书小组而入狱，被关押了7年多时间，然而艰辛的牢狱生活并没有打垮他，他说：“我由30岁坐牢到37岁，在牢里我们亲眼看到历史，亲身感受到历史的发生：整个世界的变化，都对里面产生影响。那几年的锻炼，的确给了我一点力量。”
陈映真早期的作品，如《面摊》、《我的弟弟康雄》、《乡村的教师》等，有着鲜明的语言与个性，“在文学上，他纤致、锐敏、悒郁和温蔼的感性；他那糅合了我国三十年新文学、日语和西语的特殊的文体，和多情、细巧、苍悒而又富于知性的语言；他隐秘着某种耽美，甚至颓废的、清教主义和激进主义的灵魂，……使陈映真的艺术，卓然独立”，这段话可以说最为精准地概括了他早期作品的特点。
《我的弟弟康雄》写一个富于理想与爱心的青年，在乌托邦里幻想着建立许多贫民窟、医院和孤儿院，但他的理想却在个人道德的清教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激烈矛盾中破灭了，最后他选择了自杀。整个故事以重归于世俗生活的“姐姐”的口吻讲出，使小说整体蒙上了悲哀、忏悔、反思的色调，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在以笔名许南村发表的《试论陈映真》一文中，陈映真对自己的早期作品做了分析，“基本上，陈映真是市镇小知识分子的作家。在现代社会的层级结构中，一个市镇小知识分子是处于一种中间的地位，当其升进之路顺畅，则意气昂扬，神采飞舞；当其向下沦落，则又往往显得沮丧、悲愤和彷徨，陈映真的早期作品，便表现出市镇小知识分子的浓重的感伤的情绪。”而1966年以后，“嘲讽和现实主义取代了过去长时期来的感伤和力竭、自怜的情绪。理智的凝视代替了感情的反拨；冷静的、现实主义的分析取代了煽情的、浪漫主义的发抒”，经过这一时期的转折和过渡，陈映真迎来了一个创作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