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孙中山两次评价为何大不同?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等，广东新会（今属江门）人。中国近代学者，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1889年中举人，康有为拜门弟子。1891年就读广州万木草堂，跟从康宣传改良维新。1895年春赴北京会试，参加组织公车上书。次年主持北京《万国公报》和上海《时务报》笔政。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1898年6月在北京参加戊戌变法。受光绪帝召见，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9月变法失败，逃亡日本。后成为君主立宪派首领。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夺权。1913年出任司法总长。反对袁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1916年袁死后，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不久后退出政坛。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兼任北京图书馆馆长。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病逝。著有《饮冰室合集》等。]
近代杰出人物梁启超，先后在两次重要的公开演讲中，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的评价，褒贬臧否却大不相同。
梁启超是辛亥革命之前“保皇改良”派的第二号人物。他在坚持保皇改良、君主立宪和反对国民革命上所起的作用，较之康有为更大。但是，他一生能够时时做到“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是故，辛亥首义之后，他非但能够对反袁复辟的护国运动殊有贡献，而且在国民革命和专制复辟的反复较量之际，由衷地赞扬辛亥革命，坚定地维护中华民国，从而奠定了自己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