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革谁的命？

倡导“物质第一”却极端蔑视优越的物质生活方式，重视“文艺”又彻底阻断了人文思想的多样化发展。所谓“心思和感官细腻、精致、高尚、品位，日益丰腴、完满（参见拙作《革命，是人类产妇的阵痛》）”在毛先生的眼里，不过是“走资派”、“修正主义者”的风骚卖弄，远不如社会最底层普通劳动者的粗犷、简陋、朴实、温顺值得培育。在生活方式上，毛先生已经混同于最普通的百姓；在思想认识上，毛先生实际上一直恪守着“清官”的道德标准。通观下来，毛先生最大的弱点在于他对于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特别是西方智慧对于人性、人的心理发展的体系化认知的隔膜，以及他对于自个儿思想的自大式推崇。这使得他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严重限制了中国人的整体发展，为将来的再一次大革命埋下了伏笔。
层次低的人对于物质的追求，远比他们对于“文艺”的向往强烈。毛先生不是在社会物质足够丰富的条件下先解放社会最底层人们的劳动时间，以越来越优越的物质生活水平引导他们自觉地向上发展，而是以“清教徒”的标准要求所有人，并且压制着高层次的人在物质和思想认识上都沉到下面，从底层推动人的整体发展，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在他“家长制”作风日益凸显的情势下，表露无遗。鉴于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的确需要国人勒紧裤腰带以求突飞猛进，我们暂且不对这一内情分外复杂的问题展开论述。当下有必要拎出来强调的是，以“清官”的标准捆绑中国官僚数千年以来的“暗抢”习性，却又没有建立、健全相应的民主机制和法律、制度，仅以专制强权引发无政府倾向的群众运动来打压官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