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好人变成坏人”的社会，绝不是好社会

     1982年1月10日11时，年仅23岁的北京出租女司机姚锦云，驾驶一辆华沙牌出租车闯入天安门广场冲向金水桥人群，制造了5人死亡、19人受伤的恶性惨案。“从重从快从严”的“严打”神速判决，一个多月后的2月19日，距24岁生日仅3天的姚锦云被枪决。
     说来招致姚锦云失去理智的极端行为原因很简单：出租车单位领导自身违章克扣了姚锦云23.20元奖金，姚多次反映无果还遭停职。这让烈性脾气的她难以忍受情绪失控，最终酿成了这场惨案。20几元索取6条人命，拿到今天看让人不可思议。
     “姚锦云事件”的发生，如果只是改革开放初期领导官僚作风和“一切向钱看”招致矛盾激化报复社会的个例的话，那随后至今的30多年偏锋走向的改革弊端暴露所造成的社会矛盾和激化，各类矛盾激化恶性案件迅速增加，早已不是什么一个“偶发”和“个例”所能解释清楚的严酷现实。
     2001年震惊全国的滥杀无辜者“张君案”发生，同年6月初《南方周末》发表了《张君案检讨》长篇通讯引起人们关注。该文理性分析了“张君事件”生成的前因后果，大胆提出张君犯罪集团既有自身不可推卸的内在因素，也有社会和政府激化矛盾促成的外在原因，社会应做必要的检讨。《检讨》充满了忧患意识，我始终认为思想分析证据引用很客观有深度，是当年媒体集体噤声环境下的难得的好文章，亮点准确击中我们社会的软肋。然而这篇有着警世作用的理性反思通讯，却因触动了敏感“雷区”引起某些高层的不快被封杀，直接招致该报主编被撤、报纸整顿、报道撤版“大地震”。至今回忆起来是件很令人痛心的事。因为这种理智反思开端被绞杀，意味着这类案件深层问责从此进入“冷冻期”，以致再出现此类恶性案件，报道几乎全是罪犯作恶的内因发作，外因促成几乎无人敢涉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