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绍伟:中国的腐败还有救吗?

首先，地缘差别的制度扭曲，包括户籍制度、医教制度、社保制度、征地制度、倾斜发展政策等等，这些制度政策妨碍了均等发展的“趋同效应”，加大了富者更富的马太效应。其次，行业垄断在银行业表现得最为明显，例如，五大国有银行，2011年的净利润达6808亿元，相当于日赚超过18亿元，成为中国上市公司最赚钱的行业；而在银行业里，中间业务仅占银行总收入20%左右，垄断性质的存贷业务，完全成为银行的利润主导。
至于寻租腐败，主要是因为政府拥有太多的审批控制权。生产许可、贸易许可、投资许可、用地审批、贷款审批、税收优惠、利率优惠、特殊商品价格控制等等，特权与市场之间的差价，成了寻租腐败的目标，企业家和潜在企业家的经营致富能力，往往被引向了寻租致富的能力，以至于中国经济走上了靠关系而不是靠创新的发展路径，跑部钱进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最后，市场分化问题，本来是可以通过累进税制和福利制度得到控制的，就像北欧的社会平等模式所展示的那样。但是，由于特权利益和过度的发展饥渴，发展的硬道理压倒了分配，当代中国实际上实施的是一套累退税制和逆向福利制。
南都：
那在另一面，贫富差距中的富，很多都是权势者，他们的富裕背后，可能都有着某些不能见光的因素，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原始积累问题。这种能否归结为腐败？
方绍伟：
应该是这样。把致富的人分成市场致富和特权致富是有意义的，否则，仇富羡富的对象就会被混为一谈。不当原始积累或原罪问题是存在的，而且问题也与特权致富有瓜葛，但在另一方面，腐败如此普遍，以至于中国纯粹的市场致富已经变得非常稀有了。所以，我特别提出要分析什么不算腐败，腐败在中国存在一个门槛被不断抬高的问题，这在腐败比较研究里是非常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