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凤应该从“郁闷”中反躬自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数量是313人，约为英国的3倍，德国的4倍，法国的6倍。如果真如周其凤所说“美国的教育一塌糊涂”，能够有如此辉煌的成绩吗？
这种“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错误，周其凤至今也不认错。
除了上述的信口雌黄外，对老校长蔡元培兼容并包的理解也十分浅薄。周其凤说，“媒体和社会上的很多人都在教育我，说周其凤你怎么对得起蔡元培，蔡元培老校长提倡的兼容并包，我也是兼容并包。在北大，农民工朋友是被尊重的，老师也是被尊重的，北大的保安，写了本书叫《站着上北大》，我给他写了序。北大的一个炊事员，普通员工，人很好，他因病去世了，北大的学生自发地写文章悼念他，给他家人筹款。”对保安、炊事员等从事体力劳动的服务人员的尊重，没有等级观念，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认为这就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那就是“赝品”了。说得重一点，是假冒伪劣产品。
兼容并包不仅是蔡元培的办学宗旨是而且他所提倡的“学术思想自由”的具体体现。当时的北大不仅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有着广阔的驰骋空间，具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学者和“国故”派的人物，在北大也有一席之地。在北大讲《三礼》、《尚书》、训诂的刘师培是筹安会发起人。拖着一条大辫子的辜鸿铭，被人们看做前朝遗老而备受嘲笑，但在学术上同样受到应有的尊重。蔡元培对攻击刘、辜的学生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兼容并包并非对落后的、腐朽的文化照单收纳，而是充满自信地用“学术思想自由”这一利器，像大浪淘沙般地把那些思想和学术上的污泥浊水涤荡出时代的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