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谈谈乌有之乡

 
那几年周末在乌有之乡听讲座的日子是快乐的，往往在讲座之后还有电影沙龙，我对电影的兴趣就是从关于《色戒》的讨论开始的，后来竟出版了《电影的战术》一书。往往活动结束后，几个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相约到街边民工消费的“无产阶级大排档”以AA制的方式一起吃饭，虽然清苦，却其乐融融。
 
转折：从争夺文化领导权到争夺政治领导权
 
2008年，乌有之乡发生了重大转折。如果说在此之前，乌有之乡还是一个泛左翼学者共同发声的平台，主要功能还是和主流精英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话，那么从2008年开始，乌有之乡开始转向参与争夺政治领导权，她看上去也越来越像是一个“政治团体”了——尽管我认为乌有之乡从来都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
 
乌有之乡发生转折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右派抛出了《零八宪章》，明显表现出要在中国策动“颜色革命”的态势，试图“三年决战”。一直希望中国回归社会主义的左翼学者和群众不能不对此作出反应，把注意力从启蒙转向预防颜色革命的政治动员；二是从左翼学者和群众的角度来看，启蒙的工作也已经基本完成，比如关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与功绩的问题，文革的问题、大跃进的问题，改革开放的性质问题等等，在左翼内部已形成共识，政治斗争的问题已提上日程。
 
乌有之乡发生转折的第三个原因是个人性的，那就是张宏良的横空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