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本次修宪的合理性及其对中国政体的改变

不过，郑永年指出，1980年代末发生的liu四shi件等，显示中国的党政很难分开；实际上，在1992年之后，中国已走上党政一体的路，只不过当时党政一体的体制仍未协调起来。
他认为，本次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意味着政府和党的制度安排达到一致性与合理性，是党政一体思路的体现。
除了国家主席任期制的改变，郑永年分析称，党政一体的新思路，也体现在即将展开的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他形容，80年代的思路是“政府管政府，党管党”，此后中国列次精简机构，考虑的仅是政府机构，并没有涉及党的机构。这导致的问题在于：“中国是由共产党主导的社会，一个以党领政的体制，如果光是政府改革，党不改，永远改不好。你要做党的机构的理性化、政府机构的理性化，根本做不来的。”
他说：“（原来）党有党自己发展的逻辑，政府有政府自己的逻辑，党政分开（的结果是），党跟政的矛盾越来越多。党的机构越来越庞大，反倒是政府的机构经过多次精简，已经比较小了。”
如今，党和政府机构的改革被通盘考虑，郑永年认为，这是真正意义的大部制改革。
他也指出，上述“党政一体”的体制理顺后，中国的内部三权——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架构便成形了，构成一个政治过程中三个阶段，这不同于西方三权分立，是很深度的改革。
他强调，中国将形成的“三权分工”，相比之下，西方的“三权分立”，是行政、司法、立法三块相互独立，彼此监督制衡。而由于中国的政治现实是一党主导，在一党主导下，中国不能有两个政治过程，它只是一个政治过程，所以，中国较合适采取的是“三权分工”，就是将一个政治过程分成决策、行政、监察，三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