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之殇：地方政府堪担大任吗？

如果说广州做到现如今这一步是因为她是广州。那么，对毕节政府，公众可能会得到哪些反馈呢？通过行政诉讼和舆论热议，能不能让毕节这个又穷又落后的地方，在政府行政能力上来个“扶贫式”的突飞猛进、一夜暴富呢？看起来相当困难，但此事对推进政府教育及各项扶助性质的财政支出透明可查，还是有深远意义的。
留守儿童基金究竟是关爱儿童还是政府的危机公关？
当初毕节政府为何宣布设立“留守儿童关爱基金”？不排除这是地方政府对付舆论凶猛的一种权宜之计。
近年来，贵州毕节留守儿童非正常死亡案例频发。2012年的冬天，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5个男孩在垃圾箱里烧炭取暖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随后，毕节市政府承诺每年设6000万的留守儿童关爱基金。
但是，公众恐怕不会忘记，2015年6月9日深夜，也是在七星关区，4名儿童在家中喝农药中毒死亡。
这些孩子，都是留守儿童。
频频发生于毕节的留守儿童惨剧，还令人发问：全国留守儿童那么多，为什么毕节的孩子处境最为凄惨？如果有人深入当地做做社会学人类学调研，一定能够发现一些除了贫穷以外的原因，诸如地域文化、区域治理水平、宗族关系状况以及熟人社会的瓦解，这些因素或能解释物质贫困以外的精神贫困从何而来。对社会文化环境的挖掘，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留守儿童之殇，地方政府拿钱能解决问题吗？
在毕节地方政府的认知里，地方财政拨款简直是政府开恩的额外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