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之殇：地方政府堪担大任吗？

但在中国缺乏这样的项目，即针对父母养育能力的这种再教育免费课程。
这些仍然只是“看上去很美”的治标做法。
城市中产阶层恐怕难以理解进城打工父母对孩子的这种弃之不管的养育态度，说到底，仍是财富分配的公平性问题。即进城打工者缺乏长远社会保障，他们打工就是打工，完全无法共享城市的福利，这也导致他们对自己及子女如何融入城市没有预期。在亟需解决生计的迫切焦虑之下，他们根本无法考虑与子女分开的代价。也就是说，无论是身份认同还是经济保障，他们都还无法过上一种有精神追求的生活，所以，城市中产阶层极为迫切的陪伴子女的这种价值追求，在务工农民那里，简直是奢侈而又不切实际的“城里人的娇气”。
如果结合一些一线城市居民对异地户口参加高考的排斥，以及国家提出的要让农民在城市买得起房的口号来看，现实真是对留守儿童虚伪得很。
毕节留守儿童之殇，一次又一次昭示“中国模式”的代价，但总有人以GDP数据的漂亮来否认这些代价的残酷。
也许，我们只有等再过一个30年回望，才会明白一代留守儿童的伤痛和沉沦是这个时代怎样沉重的精神创伤，其长远影响又是如何地深远，如何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道精神的伤疤，公平与正义的价值是如何在人们的蒙蔽与麻木之中被损毁和羞辱的。
本文截稿时，毕节再次传来消息，1月12日晚，3名女童在阳长镇肖家寨村走失，至今未找回。新房乡政府办公室确认，其中至少有两名儿童为留守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