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人言可畏”

作为艺术家的刘诗昆，无非是说了一句很老实的话（即便是他“动手”打了人，也是事有所由，大概也绝不是一般概念上的“打人”），也不过欲求洗刷“殴打”前妻盖燕的罪名而已。刘诗昆说的固然不够确切，也经不起推敲，但从其本人一生的秉性和为人来看，也并非不可以理喻的事情。他毕竟不是辩论家，也不是律师，平素大概把说话的机会也更多地留给了钢琴，而钢琴才是最能够表达他心声的语言；而在他迫不得已、开口说话时，不过是想证明自己的“清白”而已，而脱口说“我是艺术家”这个高尚的辞藻，无非是想借此消解内心的苦楚吧？——在他看来，既然“艺术家”是他自己用了毕生精力所获得的崇高的荣誉，也只有用了这句话才最能够表达他对于自身“清白”的辩解吧——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老实人，都以为自己是最能证明自己的“材料”的——对于他所言的“艺术家”，是完全代表了他“这一个”的，并不表示和证明说：
世上所有的“艺术家”都不会打人。然而，对于这样一句苦不择言、苦不堪言的道白，竟也被舆论抓住不放，倍加放大，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讨伐，其语言之夸张，攻击之能事，岂不是太过分、太可笑么！ 想想，民众就是如此无理、无聊以至无耻的。它有时候是瞎子，它看不见眼前的事物，全由了“导师”作眼睛，去取舍生活中的所需；公众有时候是聋子，它听不着脚下的声音，全由了“顾问”的引导，去取舍生活里的好恶；公众有时候是傻子，它分不清自己真正需要什么，全由了一些不是无聊就是别有用心的家伙指使，被当成工具或是人家手中的木偶。正因为如此，民众就有了从众从大，趋利就势，相互依托，互为信任的本质；就形成了随波逐流的、“又瞎又聋又傻”的特征！ 鲁迅当年写过题为《人言可畏》的文章，说：“……中国的习惯，这些句子是摇笔即来，不假思索的，这时不但不会想到这也是玩弄着女性，并且也不会想到自己仍是人民的喉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