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事件中的执法与敛财

旧时读书，尝叹息王安石之才，所遇非时。唐宋之八大家，我独好王安石，非是以论文采，更论经天纬地之才。相形，王安石若泰山，傲立于小天下间。然则，王安石之迹，时也，运也，命也。大约中国之改革者，不蒙骂名者鲜。苏俄之列宁，说“王安石乃中国
11世纪的改革家”，“家”字，王安石诚然是不敢当的，历数中国古代之改革，败多成少。充其量，王安石是一个“改革者”，不能说是“改革家”，即便要称之“家”，也只能称为“改革理论家”，因为“拗相公”的改革自实施那一日起，即是失败的。大约中国的些许事，毛病都出在“实行”二字上罢。 谈上海的“钓鱼”事件，我搬出王安石来，止是因为王安石曾写过这样一段话，用来概括上海“钓鱼”事件，再何时不过了。王安石的《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中，有这样一句概述，“夫
合天下之众者财，
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截取此概述中的三个重要字——财、法、吏，上海“钓鱼”事件的层层面面也就明了了。
所谓“钓鱼”执法，执法小吏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敛财而已，或曰为国家、政府敛财，或曰为集体、自己敛财，打击黑车的法律法规，在这帮小吏的手里，不过是敛财用的“条文规定”，以国家法律之名，为自己获得更多的好处。而上级政府机关，考虑到财政收入、收支平衡、福利待遇提高等诸多因素，也会要求下级机关的官员以完成多少的罚款量为指导准则，于是“钓鱼”执法也就衍生了，一为政府创收，二为自己敛财。于是“公权碰瓷”，法律成了市井儿戏，终于酿发了“断指以抗争”的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