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事件中的执法与敛财

西方人常说“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是个好理念，但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管理型和收费型”政府的观念根深蒂固，而收费有两个大头，即“税收”和“罚款”。长久以来，中国的政府喜欢“罚款”，更确切的说，很多官员喜欢“罚款”，因为“罚款”意味着“收入”，这种盘剥式的罚款，往往多数落入了官员的手里，成为执法机关的福利，这也是老百姓所怨声载道的。“财、法、吏”三元素，在中国的基层执法中，已经逐渐地成为了恶性循环，能“罚款敛财”的法是受基层执法者欢迎的法，能“罚款敛财”的吏是受上级领导赏识的吏，而“依法罚款”的财又成了各级官员瓜分的蛋糕。三者之下，国家政府其实没有捞着任何的好处，徒增了一个“盘剥百姓”的骂名。
古人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其实，政府爱财，也应取之有道。爱罚款的政府不是好政府，爱罚款的政府也只能得到少数受益的执法者拥护。其实，罚款作为法律的一种惩罚方式，在中国有滥用的嫌疑，尤其对于普通的老百姓，不要动不动就罚款，这样只会导致老百姓对政府的不信任，对基层执法者的不满。若是必须罚款的，那也应该提高基层执法水平，明确执法者的权限，加强执法者的法律意识，不能肆意的乱罚，也应增加些许其他非经济式的惩罚形式，这样或许更能打击违法行为，从而促进社会和谐。王安石所忧患的“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就是这个道理。
最后，还有一点要说，政府应该杜绝什么“罚款指标论”、“打击犯罪指标论”，以及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指标，这样的指标祸国殃民，百害而无一利，这是政府管理者水平低下的表现。中国在进步，改革在延续，王安石的改革之所以失败，“用人”与“施法”是两大弊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希望我们能从中吸取教训罢。